
我們每天搭的車、用的水電、經過的機場與港口,背後常有國營事業。當服務出問題、採購不透明,或投資決策反覆,最後承受成本的,不只是一張財報上的股東,還包括使用服務的人、納稅人、員工與合作廠商。
因此,國營事業治理不能只看有沒有賺錢。政府既是政策制定者、監理者,又可能是股東,如果角色沒有說清楚,董事會就很難知道自己究竟要對政策指令、公司績效,還是公共利益負責。只要企業進入公共建設、能源、交通或金融供應鏈,治理方式就會影響採購條件、付款與合作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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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ggle國營事業愈來愈大,模糊的責任也會一起放大
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2026年10月發布的《2026年國營事業所有權與治理》指出,這份調查涵蓋58個會員及夥伴經濟體。到2024年,全球約有33800家大型國營事業,資產合計141兆美元,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126%。這些是全球資料,不是台灣國營事業的數量或資產。
報告也指出,2013年至2024年間,非金融國營事業的家數與總資產實質價值都大致增加1倍。它們集中在能源、礦業、製造、交通與金融等領域,也和民營企業競爭。規模愈大,公共任務、商業目標與補貼理由就愈需要說清楚。
如果公司虧損,可以說是承擔公共服務。價格比較低,可以說是政策需要。採購條件不同,也可能被解釋成特殊任務。每一個理由都可能合理,但若沒有事先定義目標、成本與責任,外界就無法判斷,這是必要的公共投入,還是沒有人需要負責的經營結果。
數字真正提醒的,是制度寫了卻沒有說清楚
同一份2026年10月報告顯示,只有43%的受調查國家訂有涵蓋全政府的國家所有權政策,清楚說明國家持有企業的目的與理由。只有54%要求國營事業董事會至少要有一定人數的獨立董事,董事會能完整決定公司策略的國家也只有43%,另有47%是由董事會擬定後,再交國家股東核准。
這些比例不能直接解讀成其餘國家治理一定失敗,因為各國法律與所有權安排不同。但它們指出一個很實際的問題:董事會若只能等上級指示,就難以真正監督經營團隊。政府若同時訂規則、管市場又下指令,外界也不容易分辨政策責任與公司責任。
競爭條件也值得看。報告指出,只有57%的國家讓國營事業與民營公司適用相同法律規則。在公共服務補償上,只有48%把補償直接連結實際成本,並要求分開記帳。對供應商而言,這會影響招標是否公平、追加成本由誰承擔,以及合作案出現爭議時,究竟依商業契約還是政策決定處理。
企業接公共案,不能只讀標單與交貨期限
台灣企業若是國營事業的工程商、設備商、資訊服務商或顧問,最先看到的通常是規格、價格與期限。但風險也藏在標單以外,例如需求由誰確認、政策改變能否變更契約、驗收標準是否一致,以及重大決策有沒有留下紀錄。
合作前,可以先確認採購單位與使用單位是不是同一個窗口,重大變更由誰核准,資料要交給誰,申訴或爭議該往哪裡走。這些問題看起來很行政,卻會直接決定專案做完後能不能驗收、款項能不能準時入帳,也能避免同一件事在不同單位之間重複說明。
永續要求也不能只看一張勾選表。報告指出,73%的受調查國家要求部分或全部國營事業揭露永續資訊,約60%會在整體國營事業報告中納入永續內容,但範圍與深度仍有差異。供應商收到人權、環境或誠信問卷時,應確認資料用途、適用範圍與查核方式,不能為了得標先全部勾選,事後才發現承諾超過公司實際做得到的程度。
好治理不是多一層簽核,而是有人能回答為什麼
國營事業和民營公司不完全相同,因為它們可能要承擔偏鄉服務、穩定供應或國家安全等任務。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特殊任務,而在於任務有沒有被清楚交代,成本有沒有分開計算,董事會能不能提出不同意見,最後又由誰向社會說明成果。
對企業而言,治理也不是把所有問題都往法務或高層送。真正有用的做法,是讓現場知道什麼可以決定、什麼要留下紀錄、什麼情況必須停下來確認。當政策目標、商業責任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,公司才不會到了驗收或出事後,才開始找當初是誰說可以。
國營事業的資產很大,影響的卻是很日常的生活。愈是打著公共利益的名義,愈不能只靠一句「政府會負責」。好的治理,是政府把股東角色說清楚,董事會真的能監督,經營團隊知道要交代什麼,供應商也能依明確規則做事。如此一來,公共服務才不會變成責任最容易被推來推去的地方。




